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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玉槐:我与旅游教育的“一世因缘”

2018-10-26 09:47|作者: 王梦|编辑: 西北旅游网

摘要:   2018年7月下旬的一天,西北大学宾馆一间并不太大的会议室里,挤满了西大旅游学草创初期的老师和八、九十年代西大旅游系的各届毕业生代表,时年86岁高龄的朱玉槐和最早执教西大旅游学的6名老师,与从西大走出现已 ...

  2018年7月下旬的一天,西北大学宾馆一间并不太大的会议室里,挤满了西大旅游学草创初期的老师和八、九十年代西大旅游系的各届毕业生代表,时年86岁高龄的朱玉槐和最早执教西大旅游学的6名老师,与从西大走出现已叱咤在国内外政界、商界、学界、文化界作为中流砥柱的“学生们”回忆往事,现场气氛异常活跃创业情、师生情、旅游情、让这些血液里流淌着“西大情”的师生们的心紧紧地结在了一起。在此之后,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西北旅游》融媒体记者来到了我国西部旅游教育创始人已经86岁高龄的朱玉槐教授家中,聆听他讲述自己和旅游教育的“一世因缘”。


 

(朱玉槐参与编撰的系列图书)


  朱玉槐:


  西北大学教授,曾任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西北大学旅游系创始人。国家有突出供献专家,全国优秀教师。出版有《旅游学》、《旅游经济学》、《旅游经济管理》、《旅游市场营销》等著作。朱玉槐先生在改革开放后长期致力于旅游学科的教学、研究工作,为国家及陕西旅游行业培养出众多人才,推动了陕西旅游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


 

(书桌前撰写陕西旅游40年寄语的朱玉槐)


  “当时(1980年前后)根本没有像样的宾馆,带卫生间的标间就算是‘宝贝’了。西安有接待外国游客条件的住所只有人民大厦、丈八宾馆。红旗机械厂是当时为苏联人盖的专家楼,房间里面因为有卫生间,也变成了‘抢手货’。”朱玉槐老先生面对记者的采访时,回想起四十年前陕西旅游业发展初期的场景,调侃的说道。


  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8年,四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如弹指一挥间,陕西旅游行业和旅游高等教育事业如今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据统计,2017年陕西省旅游业直接增加值(旅游业对地区生产总值的直接贡献)达到1842.08亿元,旅游业直接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旅游业对地区生产总值的直接贡献率)达8.41%。


  陕西旅游耀眼的大数据背后是一代又一代旅游人披荆斩棘、筚路蓝缕耕耘的结果。而作为国内第一批从事旅游教育的先行者,耄耋老人朱玉槐为记者“解密了”陕西旅游四十年来的发展历程。


 

(西北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建教学楼)


  朱玉槐与旅游教育的“因缘”


  一百年历史看上海、一千年历史看北京、五千年历史看西安。不论蓝田猿人、半坡遗址等史前文明,还是礼周诗乐、汉唐雄风这些大国气韵都深深的扎根在陕西的这片沃土上。兵马俑、大雁塔这些举世闻名的古迹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游客和学者。2017年陕西全年接待境内外游客5.23亿人次,旅游总收入4813.59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383.74万人次,国际旅游收入27.04亿美元。百年基业,人才为本。然而四十年前陕西的旅游高等教育事业,可谓是“一穷二白”。


  “四十年以前还没有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国家基本上是半封闭状态,再加上当时国内还是计划经济,‘旅游’这种新生事物是不可能出现的。”谈起往昔岁月,朱玉槐先生陷入回忆中。“旅游业的发展实际是国际形势和国内现实‘倒逼’的结果。长期的封闭,中国成了很多外国人眼中的 ‘神秘国度’。改革开放后,世界各国游客蜂拥而至,都想揭开中国的神秘面纱。与其说他们是来中国旅游的,不如说他们是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的。”朱老回忆道。


  改革开放会吸引大量入境游客来中国旅游,对此国家相关部门已经有所预估,但即使这样,改革开放初期游客“井喷”式的爆发,还是让相关部门措手不及。因为之前接待国际宾客是政府相关部门统一安排,来访人数也不是太多。面对短时间涌入的大量游客,首先出现的问题就是——接待。旅游关乎“吃、住、行、游”,谁来接待?怎么接待?在哪里接待?都是大问题。


  “当时的接待条件很不完善,我们熟知的三大旅行社(中旅、国旅、青旅)其实都是当时为了接待外国游客而进行了改造、重组、新建的旅行社。对外接待机构有了,‘吃、住、行、游’又成了接下来面临的大问题。当时的航空业运输基本为零;铁路虽然是交通行业的老大哥,但运输能力有限,且大的铁路干线非常少;公路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水泥路’,甚至连像样的高速公路都没有;住宿更是大问题,整个国家没有像样的住处,连标间都是问题。” 说到这里朱玉槐先生苦涩的笑了笑,用手指向窗外说道:“1981年西北大学开设了旅游系之后,国家拨款盖了一个三层小宾馆,里面有卫生间,就是这样的‘小三层’在当时也成了供不应求,成了接待外国游客的宾馆。直到1982国家投资建设西安宾馆、1986年建成唐城宾馆以后,西安才真正的有了旅游宾馆。”讲到此处,朱玉槐长舒了一口气笑道。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服务于旅游行业的人才问题和日益增长的旅游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也开始逐渐凸显出来。“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物质条件的逐渐好转,喜欢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使得旅游业对从业人员的需求量也增大了,西北大学旅游系的学生也越来多,自此我与旅游事业也结下了不解之缘。”朱老谈到自己域旅游教育的这“一世因缘”至今仍记忆犹新。


 

  (朱玉槐教授与西北旅游传媒总经理助理刘钢在西北大学太白校区内交谈)


  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的旅游行业可以说是和旅游高等教育事业携手共进的四十年,国内旅游行业的迅速发展和整个国际旅游形势发展、社会需求催生了旅游高等教育事业的萌芽,而旅游教育事业又促进了旅游行业的发展,四十年来二者唇齿相依。


  改革开放初期,旅游方面人才稀缺,旅游高等教育更是一片空白。1980年国家针对旅游发展新形势,选定了三个高校开始培养旅游行业相关人才——南开大学、杭州大学、西北大学,分别于1980年开始筹建旅游高等教育工作。


  据朱玉槐先生回忆,当时国家旅游事业管理局选择西北大学作为国家首批高等旅游教学基地,一方面是因为西北大学是综合类大学,学科比较多;另一方面是西北大学原有的经济系有比较丰厚的底蕴,在既有的条件下从事旅游教学建设相对容易开展。还有重要的一点是,西北大学处于西部地区,和北方的南开大学、东南的杭州大学刚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可以形成区域联动效应。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南开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后一直在西北大学从事经济学相关教育工作,时年不惑的朱玉槐临危受命,于1980年在学校统一安排下开始筹建西北大学旅游系。而此前,陕西教育行业没有人全面深入的了解研究过旅游行业这个“新生儿”,更遑论旅游教育。


  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没有既有的道路可以遵循,一切,都要摸索前行。


 


  从“一个人的武林”到“团队协作”


  1980年西北大学开始筹建旅游系,一开始得到了国家旅游事业管理局的资金支持和设备援建,但朱玉槐却双眉紧锁,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开学在即,新学科怎么建立?教师在哪里?教材在哪里?教学工作怎么开展?这些具体问题迎面扑来,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所谓“独木难成林”,即便朱玉槐能力再大,“光杆司令”也难成大器,为旅游系即将开展的教学工作“招兵买马”成为朱玉槐面临的首要问题。


  教育事业以人为本,为了打好旅游系的教学基础,在筹建初期朱玉槐求贤若渴,当时其它高校的优秀毕业生和相关部门领域专业人才他都在“密切关注”。为了“挖”一位在陕西省经贸委任职的工作人员,他多次走访相关部门,陈明缘由,终于把这位工作人员从经贸委调到了西北大学旅游系任教。通过吸纳优秀毕业生、跨系借调、部门调动等方式,冯宗苏、张辉、张晓明、罗莉等一批青年教师加入了团队,朱玉槐和他的旅游教育系也从“一个人的武林”变成了“团队协作”。


  除了教师,教材也是个大问题,学生来学校是要“读书”的,而“书”又在哪里?要知道从零开始的旅游系是没有现成教材的。于是朱玉槐开始“分派任务”——每一个进入旅游系的老师报到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编写教材,每个人负责不同的版块。身为西大旅游系的第一任系主任,朱玉槐带领青年教师团队共同协作,努力奋进,教材就这样一点点编撰出来。教材编撰好了马上分任务、上课。就这样经过四年磨炼,到1985年,随着旅游系的教师队伍逐渐完善,教材也形成体系,西北大学旅游系在教学过程中已经可以“自给自足”了。1987年前后,朱玉槐团队主导的学科建设获得了省部级旅游学科建设二等奖,西北大学旅游学科建设通过实践,在课程设置、培养目标、培养对象、教学内容以及学生实习方面做出有益探索,为我国旅游学科的建设体系做出了贡献。


  “我们工作上是上下级关系,但生活中我们是朋友。到现在为止,虽然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同事、师生之间的情谊还是非常深厚的。当时他们都是‘单干户’,周末都会到我家来‘蹭饭’。张辉,李树民都经常来。”“桃李满天下”的朱老回忆起当时与同事和学生工作生活的场景时神采风扬,仿佛四十年前的事情就在昨日。


  “我们旅游系教师之间团结一致,对教师既严格要求又爱护有加。重引导,工作上放手支持。大家各有特点,像张辉工作起来不要命,工作热情很高,敢于尝试,主动、积极;李树民内向少语,做事踏实认真。交给他的事情他一定会做好。西大旅游系受命于新时期,没有老路可走,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因此西大的旅游系和教师有很大的特点,从一开始就是创新。”


  西北大学的旅游系当时发展很有前瞻性,把工作本身做好就是创新的过程,而学科建立不是简单的把旅游相关的学科叠加,是要面对新形势进行探索和研究。西大旅游系非常重视基础教学,旅游系的学生要学习高等数学、经济理论、中外历史、管理学基础等多样学科。


  “当时主要是接待外宾,很多人认为只要学好外语就行了,懂外语再加上对中国旅游的了解就可以工作了。我认为这种看法有失偏颇。一个人的发展,不能看一时一事,而要从长远的角度,为他今后的长期工作全面的规划负责。”朱老语重心长的说道:“很多人像张辉、李树民、罗莉、张晓明等,现在都在旅游行业和其他行业成为了骨干与专家,担任重要工作,正是我们当初注重全面教育布局的结果。但是我们老师不能居功自傲,学校或者老师只是领路人,成才还是在个人。”朱老谈到学生的成才时,充满着欣喜与谦虚。


  虚怀若谷,一个人能走得很快;齐心协力,一群人能走的很远,也许这就是西大旅游系在四十年中一路走来发展壮大的原因吧。


 


  旅游四十年,辉煌四十载


  四十年间,中国、陕西旅游业和国家改革开放齐头并进,快速前行。朱玉槐先生认为陕西旅游发展四十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陕西旅游业的初创阶段;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2010年前后,这15年是陕西旅游业的成长阶段;第三阶段是从2010年至今,属于旅游业的调整提升阶段。


  “旅游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各有特点,每阶段都有重要工作要做。初创阶段那时候当个旅游局长可难了,整天就是给飞机场打电话要机票,给火车站打电话要车票,要不就是给饭店订床位。这些都是由于计划经济和供给紧张的时代特点造成的。”朱玉槐看着记者难以置信的眼神笑道。“90年代中期以后,此时在入境旅游的基础上,国内旅游迅速上升,形成了一个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并行发展的格局。总的来讲是改革开放初见成效,国际旅游催生国内旅游,为旅游业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这个时期交通条件改善了,现代化水平提高了,公路建设也更普及,景点也更多。旅游供给基本上能够保证当时旅游的需要。”朱老略作思索的说道,很难想象如此清晰的思路是从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口中讲出。


  “到2010年前后,经过三十年左右的发展,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旅游发展阶段——调整提升阶段。这个阶段旅游业的体系和规模已经较为完善,旅游行业对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作用日益明显。三十年的发展成就是巨大的,这些成就和国家的改革开放的步伐一致。这四十年里旅游业的三个阶段是不断递进的,每一个阶段都有质的飞跃。”


  2017年陕西省旅游业直接就业人数达到279.47万人,旅游业通过行业间间接作用,带动全社会实现综合就业472.6万人。旅游业实现直接投资2675.59亿元,旅游业通过行业间间接作用,综合带动全社会实现投资5542.30亿元。可以说是“旅游四十年,辉煌四十载”。


 

  

  新时期旅游产业的发动机——人才&创新


  在本世纪初的十多年里,说到陕西的旅游,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兵马俑”、“陕历博”、“大雁塔”,陕西旅游这种 “老三样”的印象已经根深蒂固。这段时期,在旅游业态分布相对不平衡的情况下,用以往发展旅游的观念和思路解决新时代的问题已经比较困难。《2017中国旅游城市排行榜》中数据显示,2016年西安旅游总收入与成都、杭州差距颇大。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走出旅游发展的新路子,创新旅游产品成为了现阶段旅游发展的新课题。


  “如何在既有的旅游产品上丰富游客体验,是亟须解决的问题。创新旅游要把旅游和其他业态相融合,不是简简单单的叠加,不是旅游加文化就是文旅,自然景观加旅游就是风光游。创新是要经过长时间的磨练,长时间的思考,长时间的总结归纳提纯之后,才能获得的创意。” 朱玉槐讲到旅游创新的时候强调道。 “《长恨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将历史与现实、自然与文化、传统与时尚有机交融,演绎了一篇神奇的历史乐章,成就了一个杰出的艺术典范。”在讲到创新旅游产品的时候,朱玉槐有感而发。


  “再比如现在被称为‘关中民俗体验地’的袁家村,之所以这么定位是要把陕西关中地区的民俗文化跟袁家村原汁原味的风貌融合在一块,它是在关中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如果硬生生的移植到其它地方是必然不能适应当地水土,这就是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现在很多地方也在借鉴袁家村模式,但是他们拿走的只是袁家村的壳。陕西关中民俗文化这个最重要的文化内涵他们是拿不走的。”


  越是深入的谈旅游创新,朱玉槐感慨越多。陕西的旅游逐步上升,产品和业态也越来越丰富令他欣喜;陕西旅游除西安外对与其境内重要城市与自然风光开发相对较慢令他深思。


  “陕西关中地区,人文历史非常丰厚,同时陕西也有很多自然风光,要善于利用自然景观发展旅游业,比如秦岭和黄河要‘拥抱’,不仅仅是‘对话’,因为对话是有距离的,而拥抱是亲密无间的、互相融合的,融合必然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朱玉槐语重心长的对记者说道。“另一方面旅游创新核心是人才培养,这是创新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


 

  

  旅游,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把时间作为衡量标准,做的事情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不能拘泥于一时一事,而要从长远的角度看事物的发展前景。当年看当年发生的事件因为置身其中,视野就会受到限制,很多事情看起来就会很模糊;如果拉长时间轴,站在今年的时间点去看去年发生的事情,就会比较客观,也会看的比较清楚;如何评价今年发生的事情也应该抽身其外,到明年再回过头来看就会比较清晰明了。用发展的长远的眼光看的话就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中国文化历史上能和罗马、雅典这样的古城相媲美的只有西安。自古及今,追根中国历史文化资源,西安都是绕不过去的核心。”朱玉槐顿了顿,将高高举起来的右手缓缓放回到膝盖上。


  从西大退休以后,朱老并没有闲着,仍时常到全国各地讲授和旅游相关的课程,并参与多处旅游项目的设计规划。在讲课和参与项目的空暇时间,朱老还亲自下厨做饭,一日三餐都乐在其中。“生于斯长于斯,四十年来从事旅游教育工作,要问我为什么这么执着,可能是因为旅游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吧。”朱老笑着对记者说道。


  一下午的时光,因为朱老声情并茂的讲述,显得短暂而珍贵,通过朱老对往日岁月的追忆,向我们展现出了陕西旅游教育事业和旅游行业发展四十年来的壮丽画卷。在访谈的过程中,已经耄耋之年的朱老正襟危坐,除了有点重听,访谈过程中声音洪亮,思维敏捷,回答问题条理清晰、逻辑分明,朱老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一位旅游教育从业者的工匠精神……

  

  学生眼中的朱玉槐:


 


  马震,女,博士毕业于西北大学,博士后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现执教于西安财经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专注文化传承创新和旅游经济的顶层设计,以旅游文化和旅游创意及设计见长,博中求专。


  从古至今赞颂老师的诗词无数,在我内心深处,更喜欢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来形容我这位温和而儒雅的老师。


  在成为朱老师的学生之前,就已经听闻朱老师的大名,西北大学旅游系的创始人、第一本《旅游学概论》的作者,国家有杰出贡献专家……作为旅游学界的泰斗,朱老师是个饱含智慧的人,备受后辈的尊重与敬仰。老先生从不张扬,他用人格修养与学术修养,言传身教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就像绵绵春雨,悄无声息地滋养着大地万物,老先生的这种教育风格,极具美感与诗意。


  在师从朱老的日子里,他如父亲般关心我的学业、工作和生活,现在我也习惯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难题,都主动找朱老师询问,他总是能够指点迷津,让我深深受益。当我决定开辟新事业时,朱老师也给我大力支持,让我走得更高更远。


  与师道绵柔的儒雅不同,朱老师在旅游学科建设方面表现出的热情与积极,却更像是一个永远充满激情的勇士,所谓“鹤发银丝映日月,丹心热血沃新花”,朱老师的学术精神令我这样的晚辈崇敬万分。作为学生,我深深感悟老师的滋养,体验老师的衷肠。千言万语无法表达我的感谢之情,谨借此机会,祝愿朱老师身体健康,一切顺利!

 


  宋瑞,女,产业经济学博士,人文地理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委员会特聘专家。长期从事旅游产业政策、可持续发展和休闲研究。长期担任《中国旅游绿皮书》、《中国休闲绿皮书》、《旅游外交参考》等杂志期刊主编。


  与朱玉槐老师相识,已20年有余。作为他最后一届硕士研究生,20多年来,为人为学,受其恩泽,心怀感恩,更有敬意。就为学而言,自改革开放之初,包括朱老师等在内的一批前辈,因应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克服困难,锐意开拓,在旅游研究和教育方面积累了丰硕成果,可谓是中国旅游研究和教育的拓荒牛。


  时至今日,即使早已耄耋之年,先生仍心心念念,牵挂旅游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这样的为学精神,令人敬佩。就为人来说,朱老师心怀大善,谦逊虚怀,生活上朴素平实,行事时总有学者风骨,是有大胸襟、真情怀和善人心的知识分子。时至今日,即使远隔千里不常见面,依然怀念朱老师亲手做的饭菜,也时时感受朱老师的温暖关怀和殷切目光。这样的师者长者,令人温暖。

  

  同事眼中的朱玉槐:

  

  


  张辉,男,1993年始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旅游学院旅游管理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北京市旅游局旅游从业人员认证考试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旅行社集团决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电视广告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旅行社集团决策委员会委员等职。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三项,获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项,三等奖三项。现正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转型时期的中国旅游产业:环境、架构与运行》。


  我是1982年从陕西财经学院分到西北大学旅游系的,单听朱老师讲政治经学就听了三遍,这期间对我的人生成长有很大的影响。朱老师经常讲:作为一个人民教师,要站得住讲台,还要搞得好科研。只有站稳了讲台,受到学生的欢迎,才能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


  来到旅游系之后,朱老师首先让我担任班主任,和学生多接触,多了解学生的情况,在开始编撰旅游经济学的教材的时候,我们经常一起交流,对于旅游经济学这本教材的框架应该怎么搭建,具体涉及哪些内容,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有过很愉快的探讨。


  当时,朱老师对于我们年轻教师非常关心,当我们做出一些成绩以后,朱老师经常会鼓励关心我们,不抢功,不居功。尤其是在1993年的时候,我拿到了国务院特殊津贴,这个本来是朱老师应得的,但他都很大度的让给我了。


  在我们共事期间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1986年的时候,如今已经很有名的张维迎当时还是朱老师的研究生,他写了一篇《为钱正名》的文章,当时正是反精神污染时期,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有关部门就准备要批这样的文章。有一天下午我们办公室里来了两个报社的记者,说要找朱老师,当时我只有我在办公室,我说朱老师有事没在请他们等一下,他们在见到朱老师后,说你作为张维迎的老师,应该写文章批判张维迎写的那篇文章。朱老师说:“他是我的学生,我可以写检查,但是哪里有老师这样对待学生的?”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更加尊敬朱老师了,因为他的做人做事以及做学问方面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那时候我们经常到朱老师家“蹭饭”,他也很乐意让我们过去,在一天繁忙的工作结束之后,我们互相交流一下生活和工作刚中遇到的问题,也互相排解一下。现在回想起来,那样的时光太珍贵了,现在仍非常怀念那样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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